来源：武汉大学教育事业“十二五”规划专题网 时间:2011年1月7日

“十二五”规划院长访谈系列

哲学学院朱志方院长访谈录

《发展参考》：武汉大学国学试验班创办于2001年，是全国最早开设的国学本科专业，以“多学科交叉融合、综合创新”的新型大学人文学科教育理念来培养国学专门人才，已成为具有国内外重要影响力的国学教育知名品牌，请谈谈“十二五”期间学院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新的措施？

朱院长：2001年我们最早举办了中西比较哲学班，然后是02年办的国学，从01级的在校学生中在校招生，05年开始纳入全国高校入学统考招生计划。这两个班在国内的同类型的培养单位里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哲学和理学工学不一样，哲学培养人才就是要读原典。中西比较哲学就是读中国的和西方的原著，拿原著做教材；国学主要是读国学的经典、原典。当然国学它不仅仅是国学原典教学而已，国学的办学目标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综合性的创新。为了开放他们的眼界，国学班要求掌握两门外语。目前，英语是他们的最基础的第一语言，第二外语学的是日语，每年院里要投入相当的经费用于聘请好的日语教师。

最近十年“国学热”，我们有很多培养成果都已经报道了。中西比较哲学我们相对来说宣传比较少一点。连续几年中西比较哲学班学生申请北京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都获得成功，出国留学的比例也非常高。

今后，我们的培养目标不仅仅要做出中国特色，我们还要向国际一流的目标前进，这就意味着我们按照国际一流本科生的哲学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我们通过研究、讨论，将“中西比较哲学国际班”更名为“现代哲学国际班”，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进行培养，主干课程、核心课程全部采用国际知名哲学系的课程体系。同时也要注重中国特色、中国环境，国际班学生同时也要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一些课程。我们为国际班设定了十门核心课程，同时强调加强逻辑学的教育。

所用教材全部采用英文教材。目前，在低年级全英文讲课还是有一定的困难，高年级逐步过渡到全英语授课，经过这样的改造，我们的课程内容更前沿，更接近国际的先进水平。原来国际班的整体的水平已经接近国际前沿，现在我们在教学内容上也要接近。

在授课方式上，我们也是借鉴了西方的形式，分为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讨论课）和习题课三个部分，每门课程配助教。一般来说，每周四个学时的课，安排主讲2个小时，课堂讨论1个学时，习题课1个学时，这样就需要给学生安排一定数量的全英文经典著作课外阅读，在助教的指导下进行阅读和讨论。

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我们强调加强基础训练，所有哲学专业统一开设一批一级学科课程，避免学生专业知识太偏、太窄，不利于今后的发展。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学校实行了培养机制改革后，像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的培养，需要的时间比较长，硕士研究生的学时缩短了，那么如何保证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呢？今年在学校各方面的支持下，我们和历史学院首先是采取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四年学制。特别优秀的学生，他三年可以毕业，但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培养四年，他们应该来说学习更扎实一些，博士论文都写得更精细一些，小毛病都可以把他改过来。如果只有三年，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把博士论文做得很细致，这方面学校也给了很大的支持，承诺就是说按照四年的学制来给他们提供助学金和住宿。

《发展参考》：11月1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部主办、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承办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2010年度工作会议暨学科战略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与会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了哲学学科的战略规划问题。请结合本次战略研讨会的成果谈谈未来哲学学科建设的战略设想与规划。

朱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部的工作会议，大家关于哲学战略规划问题的讨论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意见也不尽一致。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三大问题：

第一、哲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我们原来在总体上国际交流比较少，在国际性的大型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被邀请去做大会主题发言，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这里有各种文化因素，也有国外学者的偏见，但这也说明我们在学术研究的水平上，在论文写作的方式上，在哲学观念等各个方面，跟国际还有很大的差距，至少是不能接轨。我们要说我们自己是很强的，要证明自己很强首先要知己知彼，你都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就说我们有多强，这样的话在国际上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我们的哲学研究一方面要有国际视野，不仅要有国情的视野。只是去看一看别人在搞什么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国际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概念系统，非常深入地讨论同样的问题。而且我们所讲出来的，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需要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一直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一直主张哲学应该是有国际性的，全世界的人民都能讨论的问题才能真正的哲学问题。应该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要不然你就是讨论一点文化问题、历史问题、历史语言学问题了。我们相信对于国际性的哲学问题，我们也一样能够做好，这是一大问题。

第二大问题就是尤其是和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联系的，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化，一个是大众化。因为这个工作上实际上也一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李达和毛泽东在这方面都是极力主张的，毛主席一直讲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大众化，当然毛泽东主席是做的非常好，在给延安给抗大的学员上课，但是那些学员的起点都不高，但是他给他们讲哲学，讲矛盾论、实践论，他能够用那种通俗的语言，能够讲出来我们工农干部都能够听得懂，能够听进去，实际上是非常难做到的。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化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是在西方产生的，他的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的背景，政治军事背景都是西方的，那么到中国来了以后如何适应中国的情况，而且尤其还有就是当前的中国社会。当时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跟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完全不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怎样进一步的中国化？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注的。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是中国的哲学现实和地位问题，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和哲学。我前天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们学英国人、美国人的哲学，我们可以学的非常好，不一定有他们那么好的创造力，但是我们可以去非常准确理解他，有的时候比英美学者理解得还要好。比如说我看英国的哲学未必看懂了，马虎一点可能没有看懂，认真一点是能看懂的。但是我们中国哲学的有些东西，他们可能是永远都看不懂的。上个星期六，湖北省的“周易学会”成立，湖北省周易学会第一届会员大会在这里开。《周易》外语的翻译与原文相比意思相差太远了，如果外国人按照翻译本去理解的话，那是不可能搞懂的。中国哲学有长期时间的积累，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传统上有这么多的资源，这么深的研究，这么多的理论。同时中国本身也在发展，中国到底要怎样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接受过来，你就看不出中国哲学的特色来，这一点对于老一辈的中国哲学家，大家也觉得，尽管他们做了很好的开拓工作，但是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比如说按照西方哲学框架的概念，把中国哲学的历史材料整理一遍，加入到框架里面去。特别是在有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按照几条线索来学习中国哲学，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斗争，但是这都是西方哲学的套路，中国哲学根本就不是这个套路。怎么写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将来怎么进一步地发展？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交流肯定是需要的，但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哲学丢掉，或者干脆就把西方的哲学引进来，整个哲学用西方哲学去说话，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继续用传统的中国哲学，原封不动地用它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那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哲学怎样发展，因为战略规划的原因，我们现在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当然我们学院也是在这个方面做探讨，因为我们正好这几个方面基础都比较好。在哲学的国际化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在中国哲学研究的方面等等。我们正在建设的武汉大学国学院，这是跟我们的战略性思考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哲学要发展需要有机构，能够产生影响，这样我们组建了国学院，这些问题很难，正因为很难，所以我们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朝这个方面努力。

《发展参考》：在推进跨学科交叉融合方面，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何设想和建议？

朱院长：就哲学本身来讲的话，看我们怎么理解学科交叉，哲学本来所有的二级学科都是交叉学科，我们开玩笑来讲来说，所有的学科后面都可以加上一个词“哲学”，具体来说比如物理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现在在西方也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领域。

《发展参考》：学校第一次跨学科论坛上，刘经南院士的发言就是有关工程哲学发展趋势的报告。

朱院长：对，目前，工程哲学中国做的比较好的是东北大学。他们原来就是做工程哲学的。哲学里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只要有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就可以在后面加“哲学”二字。不过有的学科可能对别的学科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在科学哲学的分支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物理学的哲学。为什么说物理学呢？因为物理学在所有的科学当中是最基础的。数学和逻辑是一类，物理学是另外一类。我们要解释生命现象，我们要用化学，我们要解释化学，我们要用物理学。原来化学家说不清楚为什么一些元素为什么能同另一些元素化合，现在通过原子的结构，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某些元素和某些元素能够化合，某些元素和某些元素他们不能够化合，它只能够混合。这里物理学是最基础的，所以说物理学很重要。但是生物学哲学也很重要，生物学学科也有一些特点。关于人类知识方面，我们怎么获得这些知识，我们怎么评价这些知识，生物学跟物理学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哲学的每一个具体的学科，都与具体的科学和文化知识相联系。比如说艺术哲学或美学，如果你要做美学的话，你必须懂得艺术，当然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这样，毕竟大家有的人是做这个，有的人是做那个。

现在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学科建设实际上总体来讲这么难做？我认为主要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负担太重，因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跟学生讲，30几年前我上大学，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教师就上一门课，可能几年就只上这一门课，有的一门课还是几个老师一起上，他没有别的课上。所以他们上课的时候，他们备一周的课才去讲二、三节课。现在一个周我们要讲好几门课，我们的教学任务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学院只有一个本科专业，然后硕士研究生最多有时候一届只有十几名，博士研究生开始一年只招几个。现在我们本科生有五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总量达到了300多人。博士论文看一篇要很精力。前面要教他们怎么写，指导他们，后面批改完那么厚的一本博士论文，都得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应付行政管理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格，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很被动地应付教学任务和那些科研项目的任务，就没有时间去想跨学科。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问题。我们学校太大，又是二级财务，每一个教师他是由各个学院来安排工作任务，由各学院来发工资和发津贴的。跨学科需要什么，需要教师更自主和更大灵活性，比如，我今年不在哲学院干活，我到第二临床医学院，与他们神经外科的教授们一起做跨学科研究。这可能吗？这不可能。因为我在这里没有完成任务，我到那里去了，这里就不会给我发工资了，而且即使领导好一点，说给你发吧，可是他不太赞成这样的做法，因为你的任务是很满的，你不可能说把你调走。做研究是要时间做出来的，并不是说坐一下，开个会就有了，这个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第三、实际上要谈跨学科的话，以我们目前的力量，我估计不仅武汉大学是这样的，全国都存在很大这样的问题，知识储备不够。就是说你必须在几个领域里面受到比较好的训练。例如，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可以既是哲学学科的教授，同时也是神经科学的教授。我们现在一下子很难找出这样的学者来，你没有在这几个领域里面有一定的能力，你就很难真正地做跨学科的研究。有了这样的能力，就可以把几方面结合在一起，他自己就可以做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带领一个组。

还有就是，我们大量的老师并没有跨学科的准备，实际上做起跨学科的研究还是很难的。目前来讲，我们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因为我们现在最基本的体制是这种二级财务制，我们很难把他一下就改变，而在这种二级财务制下面，我们很难真正地做到跨学科。

《发展参考》：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容易使人觉得它远离实际生活,请谈谈哲学如何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朱院长：哲学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是一个学科门类，很大的领域。其实，有一些问题看似离现实的生活非常地遥远，其实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是非常近的。比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语言哲学，它主要关心意义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互交流，我说的话你们为什么能懂，或者说，你的话我为什么能懂，能理解。我说出去只不过是一串声音而已，只不过是空气的振动而已，你们根本就不要管空气的振动，你们只要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们就理解了。研究这样的问题，这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至少最近几年我感觉到他们外语学界很需要，特别是英语学界，他们主要是做英语教学，近年来有关语言哲学的研究就出了不少成果，我也应邀参加了外语学界关于语言哲学的多次研讨会，这是与生活相联系的。

还有例如政治哲学，它讨论公平、正义这样一些非常具体现实的问题，像伦理学，它有很明确的运用；像美学。前不久陈望衡老师讲环境美学，他讲的是“城市，我们的家”这个题目。我们不仅要建设一个能够满足我们基本生理需要的城市，我们还要建设一个美的城市，能够满足我们精神需要的城市。哲学实际上跟生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心理学就更直接一些。哲学的这些联系，你可以联系，你也可以不联系，你可以关在宿舍里读书。但是你要真正地关心社会，要去联系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哲学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关注现实的问题，关注中国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不那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分工的社会，是分工的，相互合作的，一部分人做纸上谈兵，理论研究做的非常好；一部分人实践应用做的非常好，这样整个社会各行各业、做各种不同工作的人进行合作，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快速地发展。

《发展参考》：在当代，哲学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加快资源整合和学科调整的步伐，加速培育哲学创新能力，并通过参与全球文明对话逐步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朱院长：哲学研究全世界共有的一些问题。我们强调中国文明，特别是强调我们中国原来为政、为人、为学这样一些政治、伦理理论。实际上我们这些伦理，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在我们中国社会微细血管里面在运转，在支配着我们社会的持续发展。同样的观念，只是表达不同，西方也有同样的或类似的观点。在伦理道德方面我们会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有很大的差别，例如，长辈和晚辈是否具有平等对话的权利？青年男女是否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曾经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实际上在最基本的方面，共同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但同时，世界哲学有一方面和科学一样，就是全世界共通的东西很多；同时另一方面，它的文化特征又特别地明显，每一种哲学就是受到了国家的语言、思维方式、社会心理、行为习惯等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哲学要走向世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还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难题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讲国际化仅仅是按照西方人的方式来讲，如果我们仅仅是在某个哲学方面做得跟西方人一样好，甚至说我们做得比西方更好，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有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说我们全哲学界、中国的哲学界都在想这个问题。

西方的哲学界尽管他们讲民主、平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但是在骨子里面他还是不太怎么在意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华裔学者，他们很难占据西方哲学的主流地位。当然现在西方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有很多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心，比如说美国夏威夷大学，他的中国哲学就做得很好，像加州大学的研究中心。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接受和学习中国哲学，但是这个发展趋势，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语言问题，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这只是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语言特别难学。我们从小学开始学认字，做了教授以后还是在学认字，还有好多的字不认得，这用掉了我们一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而反观有些西方的语言是非常规范的，比如说德语，它的拼写和它的发音是完全对应的，只要你会说话，会说德语，会认20几个字母，你很快就能读书。你要进一步学习的是其他知识，也可以学习写诗、写小说。但是我们主要是花时间在认字，我们要认得上万字才能够去比较流利地读各种各样地书籍，我们要认得一万个字，还要有跟这一万个字相配合的词和成语，这花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但西方人他要了解中国，他们要读汉语，我们现在孔子学院就是在教汉语，但是实际上真地把汉语学好，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哲学，太难了。只能有少数西方人、真正是中国文化的粉丝才能做到。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想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学习。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中国文化知识，用英语向外国人介绍这方面的成果，这方面的情况，我想以后会中国的哲学会越来越受重视的，中国的有些技术现在在世界上已经很好了，比如说高铁，高铁技术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很好了，我想桥梁技术也应该是很好了。有很多的技术我们还是已经发展地很快了，我想我们的哲学随着中国的发展，也会像这些方面一样。

《发展参考》：学院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具有优良的传统，培养了大批的名师。在新时期，学院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特别是在培养青年学者方面，面临哪些困难，有哪些新的举措?

朱院长：然后就是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名师的方面。最近几年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我们的效果并不是太好，原因是各个方面的，其中有些是我们无法克服的。当然，我们指望着我们的大环境能有一个大的改变，就是武汉的区位条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引进一个人才，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哲学院的小环境还不错，愿意来和我们一起工作，因为来了以后，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待遇还过得去，但是他的家属不同意，说，我在北京那么好，跑到武汉干嘛？比如程炼教授，他是湖北人，他本科还是信息管理学院毕业的，当时叫图书情报学院。他是出于情感来到武大的。有一个普林斯顿的博士，我们差不多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他的家属就说，你在北京那么好，你去武汉干什么？最后被他的家属给否决了。原因就是武汉的区位问题。我觉得武汉市这个方面要做好的话，还需要长期的发展和努力。

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留住现有的人才，相对来说我们的队伍还是比较稳定，也能够引进一些优秀的人才，这方面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再就是要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一是在学术研究、出席学术会议等方面，给予他们尽可能大的资助；我们还大力支持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几年前就规定了，以后你不出国，不可能升教授。我们原来80年代的时候，大家出国是一个梦想，现在我们把这些青年教师往国外赶，要他们首先申请国家留学基金会的经费，申请不到的，或者留学经费的钱不够，我们学院补助，申请不到的，我们学院资助，让他们出去，不管是什么专业，都要去开眼界，去继续强化、提高自己。当然现在实际上还是碰到了一些困难，赶出去了好多，但是有少数人赶都赶不出去，这也是青年教师有他们的苦处，有很多实际困难。例如一些青年教师，他们没有别人帮他们带孩子，青年教师经济能力有限，不可能专门请一个长期的保姆，来给他们带孩子。而且父母的爱是别人不能代替的，他的孩子刚生下来，实际上他们夫妻俩的计划就是由一个人多照顾孩子，如果这个人是我们学院的教师的话，他就一时走不开，这几年他就不能出国，这样情况也有。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创造条件积极支持他们出去学习。

此外，我们还是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申报项目，申报奖励。我们组织专家，给他们的申报书提修改意见。我们的青年教师在获得项目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今年武汉大学启动的“70后”团队的计划，我们就组织他们讨论，申报什么样的课题，这样的课题既要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有利，又能够是对我们整个学院近来的发展有利，因为到时候70后成长起来，他们做什么那就代表我们哲学院的水平，所以这种课题必须是具有国际性，具有前沿性，要有发展前途，10年后你能够在全国的哲学界仍然占有领先的地位才行，我们和青年教师多次讨论，甚至帮他们设计课题，帮他们提论证的线索，最后我们获得了两个项目立项。我们还举办青年教师茶座，定期地坐到一块儿，相互交流，有一个青年教师做主讲，其他的人做评论，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这是我们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做的一些主要的工作。

《发展参考》：最后，请您谈谈对学校“十二五”规划的意见和建议？

朱院长：学校的“十二五”规划，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要做实做细，具体要做什么？指标怎么达到？需要哪些具体的指标考核，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就是：大规划要做大，主要是方向性的、指导性的，列出一些指导性的规划，比如说科研发展方向，哪些大的学科是需要加强建设的？在学校里教授要做什么，基本上是很难控制的，所以不宜把规划做得过细，所以我们都是大框架，都是指导性的这样一种，做太细了，实际上也不符合科学和学科发展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