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上，最近20年，大学的‘衙门化’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说。在谈到关系中国教育未来10年走向的《纲要》时，他表示，它是否只是一个口号，如何落实，值得忧虑！

昨日，在湖北代表团的驻地，彭富春剖析了大学“衙门化”的种种表现、后果和成因。他呼吁教育改革步伐要加快，高校改革，要让教授和学生成为办学的主体。

“教授”不再是自豪的称呼

“我们学校里有一个文科院系。搞院庆时，虽然它的学生中走出不少文艺界名人，但是院方请来的嘉宾都是一些部长、厅长、处长；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但我们听得最多的是‘张书记’、‘李院长’、‘王处长’，教授，不再是一个令被称呼者自豪的称呼。”彭富春用这两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说明一个事实：大学“衙门化”，其表现几乎无处不在。

他向记者描述了“行政力量强势”的种种表现：“招生时，破格录取的权力掌握在行政系统中。而破格，说穿了就是破坏游戏规则；就业方面，行政干部有推荐就业权；学术评价，按道理是学术委员会的事，但实际上，学术委员会的评委，很多是院长或系主任；与“白丁教授”相比，学者型官员更容易拿到科研课题。

教授和博导争当“处长”

大学成“衙门”，会产生什么后果？彭富春认为，恶果主要有四：一是损害了教育的本性——教书育人，科研实验，追求真理和自由；二是教师和学生不再是办学的主体，因此伤害了教师的积极性；三是迫使部分教师转型走“行政化路线”；四是行政官员掌权后，反过来又侵吞学术和教育资源。

当今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衙门化”、市场化、量化的评价体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彭富春说，行政力量在大学里的强势地位，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高校公开招聘处长时，教授、博导纷纷参加竞聘，有时达到几十比一，比公务员招考还热闹。

“因为只有当了院长、系主任、处长后，才有人权和财权。反过来，官有多大，学问就有多大。”彭富春说，一些行政官员掌权后，反过来又侵吞学术和教育资源。

政府管理大学宜粗不宜细

“‘衙门化’只是当前高校问题的一个方面”，彭富春说，“另一方面，现在的大学都跟着市场走，既要服务市场，有时还跳出来成了市场主角，比如办独立学院、把教育产业当产业等等，这样一来，它又出现了一个‘市场化倾向’”。

“‘两化’的结果，加上考核上的量化和技术化，大学就变成了‘衙门’。”他表示，大学‘衙门化’后，拥有了超出事业单位的权力。掌权者一方面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支持。另一方面，他有权重新分配和支配这些资源。“教育是意识形态的范畴，是国民素质提高的现实途径。政府当然应该管理教育，但是管理方式上，宜大不宜小，宜粗不宜细。”彭富春说。

对此，彭富春认为，政府应给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教育部门不能将学校视为其下属的司、局、处级单位，因为教育有其自身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