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明海英

本应是安享晚年的年纪，可他在离休后坚持发挥余热，不仅参加研讨会、发表40余篇论文成果，还出版了《面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等著作。日前，记者采访了这位笔耕不辍的88岁老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朱传棨。

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朱传棨早年参加革命。在革命干校时，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马列主义基础等，打下了理论基础。1950年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选修了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课下，他自发研读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理论性著作，培养了对学术的浓厚兴趣。1953年大学毕业后，朱传棨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1956年研究生毕业时，由于有本科学习历史学的背景，又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朱传棨留在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在冯友兰、周辅成、任继愈三位名师指导下进修中国哲学。

1958年秋，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邀请，朱传棨来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1960年，从中国哲学教研室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朱传棨是当时中国较早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并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不仅哲学系77级、78级本科生和79级研究生听这门新课，中文系、历史系、外文系甚至理科专业的学生都慕名前来听课。

反对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术研究中，朱传棨既坚持基本理论，又开拓求新，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朱传棨一贯反对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1983年以来，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内容中的简单化、教条化、片面化的讨论中，他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多元论”的观点，和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消融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哲学之中的思想倾向，发表了《改革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等文章，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批判的、改革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是植根于社会实践和科学的新发展。它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又在指导实践、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发展和完善化。”朱传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每一次开展社会政治斗争后，每一次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理论探索时，都是依据实践的新发展，总结概括出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或者根据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然后实事求是地修改、取代、或完善已有的结论和判断，以致对自己原有论断作出严肃的自我批判。“当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新情况、新成就，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朱传棨说道。

比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

“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它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创立的，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朱传棨说，有学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一体化”研究，其中又着重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研究；又有西方学者提出恩格斯哲学不仅与马克思哲学不一致，而且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原则，这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定型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但在朱传棨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把恩格斯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一体化”把恩格斯置于从属地位，而忽视了对恩格斯哲学的研究；“对立论”又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分歧为由，拒斥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致使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难以开展。

因此，1985年后，朱传棨把研究重点转向“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在此后的两年里，他查阅当时苏联学者20年间关于恩格斯研究的近40部作品，写成了《苏联哲学界近20年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评述》一文，在《哲学研究》发表后，受到海内外同行的高度好评。朱传棨多次在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对立论”，2002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同论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比较研究，朱传棨提出“差异性”观点。“我们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差异。他们之间在阅历和气质、志趣和特长、思维方式和研究的侧重面等，都存在明显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则是基础性的和本质性的方面，他们共同构筑了宏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丰碑，共同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朱传棨主张从这种区别出发，走向对恩格斯哲学的肯定性研究。

朱传棨以“差异性”方法论原则，考察了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创立、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系统化和体系化、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放性的独特贡献，论证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享有与马克思相同的历史地位。基于前期研究，他离休后于2012年出版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荣获2015年湖北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然而，在采访时，朱传棨仍然谦虚地表示，“由于时间仓促，有些地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并向记者透露，他计划围绕恩格斯的自然观继续进行研究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