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王伟平）2021年5月15日下午2点至5点，我院举办的“名家讲座”第40讲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三楼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特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副教授瞿旭彤作“从巴特的宗教批评看巴特对康德的继承、批判与发展”主题报告，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宜老师主持。湖南大学郑佳露老师、湖北大学归伶昌老师以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近30人参与了此次讲座。

报告中，瞿旭彤老师试图从形而上学角度出发，阐明巴特对康德的继承、批判和发展。讲座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阐释巴特的形而上学思想史地位、巴特的康德阅读史、巴特与康德关系相关研究的批判性回顾和巴特对康德（特别是宗教哲学）的继承、批判和发展等。

首先，瞿旭彤老师指出，在形而上学史上，特别是在康德和尼采之后的形而上学史上，巴特可以说是神学领域的“海德格尔”。他的《教会教义学》被美国神学家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on）誉为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崩溃后的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巴特在黑格尔之后，进一步从神学角度思考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尤其是思考同一与差异的问题），着重考察单数的神学实事（die theologische Sache），强调“差异原则”，强调人神的绝对差异。这种“差异原则”在神学上体现为三一辩证的上帝国思想：创造/圣父/自然/正，救赎/圣子/恩典/反，成全/圣灵/荣耀/合。除了具有重要形而上学史地位外，巴特还是宗教改革中打破神人之间的中介的彻底推进者，试图始终指向和返回神学的实事，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返本”），并由此真正地“开新”。巴特或许可以被视为继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之后第三个一千年的基督教大思想家（至少是候选者）。

接着，就巴特的康德阅读史而言，瞿旭彤老师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一，学生时代（1904-1908年），巴特阅读康德大部分著作，而第一次真正打动巴特的书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其二，乡村牧师阶段（1911-1921年），巴特在思考工人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剥削等实践问题时，第二次通读作为其“思想之父亲”康德的著作，借以阐发其宗教社会主义思想；而在“一战”前后，为了给神学寻找新的奠基，巴特一开始阅读的著作并非《圣经》而是康德的著作。其三，二三十年代过渡时期（1922-1931），巴特特别在《19世纪新教神学史》中专门阐发了他对康德的理解；其四，思想成熟期（1932-1968），巴特将康德视为笛卡尔以来人类学转向或主体性转向的代表者加以批判。

接下来，就巴特与康德相关研究而言，瞿旭彤老师认为，以往三种研究都主要倾向于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进行理解和评价巴特与康德的关系。第一种倾向强调，上帝话语的客观性，反对从康德式主观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客观的上帝话语，进而认为，巴特神学没有受到康德哲学的实质性影响。第二种倾向强调，巴特的反主观主义立场恰恰来自新康德主义的影响。第三种倾向认为，巴特继承了康德关于认识论批判和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思想。

最后，在继承和发展第三种研究倾向基础上，瞿旭彤老师更多地从形而上学的两个维度出发指出，巴特对康德哲学的继承、批判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继承康德对人的理论理性界限的划分，强调人与神的认识论鸿沟；2.进而强调神人之间的本体论鸿沟，即神与人之间无限的质的差异；3.就对上帝论而言，巴特在继承康德批判哲学的前提上，采取批判的实在论立场，强调从上帝的行动和作为的现实性前提出发，认识上帝的所是和本质。这不同于以往传统形而上学从上帝所是和本质出发的立场，也不同于康德从认识的人类学可能性出发的立场。4.自觉继承康德哲学神学和圣经神学的学科划分，采取圣经神学进路。5.不同意康德上帝论的后设（Postulat）主张，认为上帝是一切认识和存在的前提（Voraussetzung）。6.从巴特神学看来，康德的宗教批判还不够批判，应该更加批判。也就是说，康德哲学对人类理性之宗教能力的批判还不够批判。就此而言，巴特进一步推进了康德的宗教观：康德认为，对知识的扬弃是为了向人的信仰得到空间，而巴特进而主张，对宗教的扬弃则是为了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得到空间，而且这空间来自上帝恩典自身的作为。就巴特具体的宗教批判而言，宗教、非宗教和真宗教构成了正反合的辩证统一，并且对应于上述提及的三一且辩证的上帝国思想。

此外，在阐述以上思想过程中，瞿旭彤老师特别强调两个有意思的观点：其一，康德对希望的论述，非常值得注意，可能是之后哲学和神学重视“希望”维度的先声。其二，古典宗教哲学强调上帝的本质，强调目的论和事物的必然性，强调现实性；而现代宗教哲学则强调由上帝的自由意志所导致的行动先于上帝的本质。

报告结束后，李宜老师作了简要点评。随后，在场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湖北大学归伶昌老师分享了关于托马斯·阿奎那与卡尔·巴特思想相似性的看法，并且提出如下问题：在巴特这里，到底是肯定在先，还是否定在先？瞿旭彤老师作出回应：这一问题涉及巴特思想的核心。巴特强调的是肯定先于否定。而很多现实的宗教经验强调，否定先于肯定，这正是巴特要批判的。湖南大学郑佳露老师则分享了她对巴特与拉加茨上帝国概念的看法并指出，巴特曾经是热血的“宗教社会主义者”，是拉加茨的崇拜者、及其观点的持有者，但“一战”后受到齐克果等人的影响，转而强调人的有限性。此时，巴特走出拉加茨强调以行动促使上帝国来临的想法，转而强调上帝本来就正在来临中，而人只能在历史的有限性中见证上帝国的来临。

此外，在场的参会同学也积极提问。学生的问题有：在巴特看来，要从肯定和现实性出发来理解上帝的所为和所是，那么，巴特如何理解现世的苦难问题？瞿旭彤老师回应说，试图从理性上思考苦难问题或神义论问题，实际上预设上帝具有一个规定性的、符合人类理智的本质。而在巴特看来，人对上帝的理解首先不是基于人类理智对上帝本质的规定和把握，而是基于上帝自身在人类历史中的行动和作为。就此而言，上帝首先是与人同在的上帝，特别是与受苦之人同在的上帝。面对苦难问题，首先应当做的，不是给出合理性说明，更不是指摘受苦之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自身的罪孽或罪责，而是与受苦之人同在。进而言之，苦难问题可能是一个超越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问题，是生命的奥秘。

本次讲座精彩纷呈。同学们纷纷表示，瞿旭彤老师的讲座非常精彩，至少从另外一个角度呈现了人们对康德哲学思想的批判性解读，有益于拓展康德哲学研究、有益于拓展宗教研究的新视野，有助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在性与超越性等问题上的创新性发展。

（摄影：叶家敏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