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通讯员唐瑞雪） 10月14日晚，应我院陈波教授邀请，卢布尔雅那大学助理教授扬·弗霍夫斯基（Jan Vrhovski）通过学术志平台作了题为“引入的曲折：新实在论和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开端研究（1920年代）”（The Twist and Turns of Introduction: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Beginnings of New Realism and Mathematical Logic in 1920s China）的主题讲座。讲座由陈波教授主持，我院朱志方教授评议。本次讲座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百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全国近两百名听众参加了此次线上讲座。

弗霍夫斯基首先指出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差异、历史资料的不完整等多种因素，关于1920年代新实在论和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开端研究仍属于历史性探究，还需进行深入研究。随后谈到关注1920年代新实在论和数理逻辑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对该阶段的研究可以为随后的理论研究提供背景知识，如解释1930年代早期新实在论在清华学派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因为10月7日晚的讲座（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历史：从开端到清华大学）已经涉及1920年代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本次讲座将主要关注1920年代新实在论的发展。

“新实在论”作为一个概念，是伴随着1920年罗素访华而被引入到中国。在罗素访华后的三年时间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实在论及数理逻辑在中国哲学界的建立以及长久的发展。

首先，受罗素访华的影响，傅铜、张申府、王星拱、瞿世英等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和平台宣传罗素的思想，如成立罗素研究学会、翻译罗素文章等。其中，弗霍夫斯基重点谈论王星拱和张申府两位学者。王星拱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又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从1934年6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担任武汉大学大校长长达11年。张申府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从事集合论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是罗素哲学和逻辑思想的忠实拥护者。1920年，在关于罗素的一篇介绍性文章中，张申府使用了“新实在论”一词。这可能是在将罗素思想作为连贯理论整体的背景下最早谈及“新实在论”。他主张“新实在论”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一部分，包括现代物理学、数理逻辑、行为主义心理学、罗素的认识论等。

除了翻译罗素著作，北京大学哲学系还进行课程改革，在基础课程中增加新实在论。此外，学术活动也开始转向西方新实在论和经验主义。如张申府关于新实在论逻辑的文章被收录在《现代哲学一臠》一册中，胡适的文章中也提到新实在论。并且，在哲学史的教科书中也加入有关新实在论的内容。当时任商务印书馆主编的范寿康在《哲学初步》一书中，用了很长的一章来介绍罗素哲学，并将其作为新实在论的代表。1925年，有关学者还展开了关于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和无限小概念中文翻译的争论。

其次，北京大学哲学系还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新实用论者。弗霍夫斯基重点谈论了余文伟和彭基相。他指出，在新实在论在中国的建立和传播过程中，余文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24到1927年间，余文伟发表多篇文章宣传新实在论，认为新实在论强调推理和解析、反对神秘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的哲学。此外，余文伟还对各种反对观点进行批驳，捍卫新实在论。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彭基相。彭基相毕业于北京大学，从事法国哲学史研究。从1925年起，他翻译了罗素《心的分析》等关于心灵（mind）和心理学的著作，并发表了多篇文章，如《罗素的心的学说》、《罗素论心理学与政治学的关系》。在1925到1926年间，彭基相和余文伟多次写文章批驳新实在论的反对者，其文章后被收录在1927年出版的《哲学论文集》中。

1924至1925年，新实在论在北京大学的发展达到顶峰，随后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兴起。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冯友兰和黄子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冯友兰将自己的思想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实用主义、新实在论、唯物主义。1926年冯友兰出版了《人生哲学》，他将这本书视为自己新实在论思想的体现。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弗霍夫斯基认为冯友兰这一阶段的思想可以被分为康德的形而上学和新实在论的科学认识论两部分。而这一时期，冯友兰恰好调任到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这使得弗霍夫斯基将关注点转向燕京大学。1926年，黄子通被聘用为燕京大学国学教授，主要研究归纳方法、康德哲学、科学哲学和英国经验主义。根据当时燕京大学的课程设置，黄子通负责讲授逻辑导论、名学、现代哲学中的逻辑问题等课程，弗霍夫斯基指出像现代哲学中的逻辑问题这样的课程会涉及到现代逻辑和新实在论，这将黄子通与新实在论联系起来，从而证实孙道升之所以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书中将黄子通视为新实在论代表人物。在这一时期，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学术交流活跃，如1929年冯友兰和黄子通也在清华大学开课，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等到燕京大学开设讲座。可以说，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学者的共同努力促进了新实在论在中国的传播。

在讲座评议环节，朱志方教授首先表示弗霍夫斯基的讲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和逻辑发展的细节，其次，朱志方教授就关于1920年代是否要考虑马克思主义对张申府的影响这一问题与弗霍夫斯基商榷。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传入中国，随后广泛传播，而且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朱志方教授认为这些事实均表明张申府的思想受到罗素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最后，朱志方教授就如何看待1950年代后期数理逻辑的发展受阻向弗霍夫斯基提问。弗霍夫斯基回顾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的发展。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沈有鼎、王宪均、胡世华、莫绍揆等青年学者从国外学成归国，促进了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1950年代到1960年代，毛泽东多次强调逻辑的重要性，在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掀起了一股学逻辑的热潮。金岳霖等学者还编撰了形式逻辑教材。但因过分强调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反而影响了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

讲座最后，陈波教授高度评价了弗霍夫斯基的学术工作。弗霍夫斯基基于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细致、严谨的研究，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1920年代中国逻辑研究的空白。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