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林

2017年元旦，我和妻子刘小英像以往逢年过节一样，来到杨祖陶先生的家中，探望年届九旬的恩师和师母。杨先生佝偻着腰从书房里出来，推着助行车颤颤巍巍地走到沙发旁，挨着我们坐下。看到先生瘦弱的身躯，我心中不免一阵酸痛。但是先生的精神依然矍烁，神情开朗，耳朵虽然已经失聪，但在肖师母的帮助下，仍然可以通过写字板来与我们进行交流。肖师母告诉我们，杨先生尽管身体日衰，每天仍然坚持进行《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一书的写作。我深深了解先生一生秉承的春蚕蜡炬精神，知道不完成此书，先生是绝不会停下手中之笔的。实际上，早在十年之前，当耄耋之年的先生忍着腰部顽疾的折磨、以惊人毅力独自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时，我就劝告先生不要再过于辛劳了。当时先生也表示，以后将会减少伏案工作，而要更多地与肖师母一起享受晚年的轻松逍遥。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先生又笔耕不辍地按照黑格尔全集的理论著作版重译了《精神哲学》，修订并再版了《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和《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撰写了《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与肖静宁师母合撰）等回忆录和随笔录。更加令人感佩的是，在2012年，86岁高龄的杨祖陶先生又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早年的重要著作《耶拿逻辑》。该书出版后，大家都以为杨先生毕生操劳的撰著工作终于该收官了，没想到年近九旬的先生又应人民出版社的请求，不顾残灯将尽的衰弱之躯，再度全身心地投入到《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一书的写作中。面对着眼前这位矮小枯槁的慈祥老人，我真无法想象在这副羸弱的身体里怎么会迸发出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

四天后的早晨，我刚刚离家准备去哲学学院，突然接到肖师母打来的电话。师母声音急促地告诉我，杨先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需要呼叫救护车赶紧送往医院治疗。我急忙跑到武大医院为杨先生办理了转院手续，然后赶往杨先生家，协助随后到达的救护人员把病情危殆的杨先生抬上救护车，直接奔往中南医院的急救室。到医院时，先生已经呼吸急促、神志模糊。经过做CT扫描等一系列医疗检查，医生确诊为感冒引起的大面积肺部感染，立即采取了插呼吸管、注射强心剂、加压、输液等一系列急救措施，并且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在随后的十几天里，杨先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接受救治。元月15日，杨先生在肖师母和女儿的陪同下，在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度过了90岁寿辰。据肖师母后来描述，当女儿把一束鲜花抱到杨先生胸前并祝他生日快乐时，先生还用手抚摸了鲜花并睁开了眼睛，肖师母坚信杨先生心里对于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清楚。就如同先生在平日里从事学术研究时所展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旺盛精力一样，他在病床上与病魔搏斗时也表现出对生命的强烈渴望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然而，在经历了十七天的生死鏖战之后，2017年1月22日上午9时13分，敬爱的杨祖陶先生在肖师母和女儿、女婿以及我与何卫平、孙思等弟子的送别下，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他所热爱的这个世界和哲学事业。

七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润物细无声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文中论述了杨先生的浩荡师恩和思想真髓。现将此文节录如下，以表达我对先生教诲的感戴之情：

一

我在1993年秋季考入杨祖陶先生门下，开始攻读德国古典哲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但是在此之前十多年，我与杨先生的师生之情就已经开始了。1978年春天，我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就读。由于平素热爱哲学，我经常到哲学系的课堂上去旁听一些课程，而陈修斋、杨祖陶二位先生主讲的“西方哲学史”则是我最喜爱的课程。在读本科的四年时间里，这门学年课程我从头到尾反复听了两遍，有些部分（如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听了三遍。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杨先生讲课时的神韵风采。杨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求学为学之二：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中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老师郑昕先生在讲康德哲学时的情景：“郑昕先生在课堂上，极少注意堂下的学生，而是近乎虔诚地沉浸在他了如指掌的康德哲学精髓里。讲到重要处他总是提高声音，睁开眼睛，直视听众，仿佛在问‘你们知道吗’，接下来似乎又闭上眼睛在那里喃喃自语。”与此情景相似，杨先生在讲德国古典哲学时，也常常处于一种怡然忘我的精神逍遥状态。我记得他在上课时总是先把几张小卡片往桌面上一摊开，然后就沿着狭窄的讲台，一边悠闲地来回漫步，一边以夹杂着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娓娓讲述起深邃难懂的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每讲到得意之处，他似乎忘记了台下听课的学生，思绪奔涌如泉，语言一泻千里，完全融入到康德、黑格尔的精神意境之中。虽然先生的语音并不高亢，但那深沉而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却极具感染力，而严谨缜密的思想逻辑性更是丝丝入扣，引人入胜。有时候，我恍若觉得站在讲台上的不是杨祖陶先生，而是康德、黑格尔本人在那里讲述他们自己的哲学。艰深晦涩的德国古典哲学，从杨先生嘴里讲出来，竟是如此的清晰贯通、趣味盎然。每周四节课的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悄然逝去，直到下课铃响，我们才从先生所引导的精神遨游境界中惊醒过来，不由得感叹光阴之短暂和思想之绵长。

杨先生研究和讲授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显著特点在于，注重概念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联系，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看作是“一个严整的具有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发展过程”。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指出：“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进程本身是合理性的，为理念所规定的。……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这种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各种多样性的形态之内在的辩证法则。”这种强调哲学概念自身的辩证演进、强调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正是杨先生一生治学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先生在“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一文中总结道，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系统地形成了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注重作为时代精神典型表现形态的哲学与同时代其他意识形态以及实践领域之间的内在平行关系；2、注重哲学概念自身的逻辑发展和内在规律；3、注重哲学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哲学体系的历史发展之间的一致性；4、注重导致上述发展的“关键之关键”，即概念的内在矛盾性或辩证法则。正是由于炉火纯青地运用了这些方法论原则，才使得先生能够把一部晦涩难懂的德国古典哲学讲得深入浅出、清晰明白，使我们这些听课学生获得了莫大的精神教益。

在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期间，以及毕业以后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工作的二十余载寒暑之中，杨先生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对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先生毕生钻研德国古典哲学，以上述方法论原则为挈领，熔教学、研究和翻译于一炉，既能于细密处剔精究微，又能在宏观面纵横驰骋。杨先生对于康德范畴先验演绎的分析，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探讨，微言大义，见解深刻，体现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他对于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之逻辑进程的梳理，对于德国哲学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辩证关系的论述，视域开阔，气度恢弘，显示了举重若轻、挥洒自如的大家风范。

二

在杨门弟子中，我属于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一类，做学问不擅长概念术语的微观考证，而偏好于梳理各种思想流派之间传承演变的逻辑脉络和历史背景，尤其热衷于从文化史角度来研究思想体系的发展演进。因此，就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而言，我并没有能够完全继承杨先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衣钵；但是在方法论原则上，我却自认为是杨门弟子中深得先生思想真髓的传人之一。我平时在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时喜欢对学生们说：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一脉相承的传统就是黑格尔主义传统。所谓“黑格尔主义传统”，就是指那种注重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注重概念自身的逻辑演进，注重哲学概念逻辑发展与哲学体系历史发展之间的一致性，以及注重推动这种发展的内在矛盾或辩证法则的方法论原则。自从博士毕业之后，我虽然较少进行狭义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但是却在探讨基督教思想史和西方宗教哲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运用和贯彻这种方法论原则。事实上，杨先生所倡导的方法论原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的思想魂魄之中，成为我自觉奉行的基本治学之道。

杨先生当年在为我的博士论文出版而写的序言中，充分肯定我将神秘主义的理性化与理性本身的神秘化这一对矛盾作为理解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精神实质的研究进路，他写道：“这部著作遵循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唯物辩证法原则，从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出发，论述了黑格尔宗教哲学企图将信仰融合于理性、将宗教统一于哲学的主旨。作者的这一视角抓住了黑格尔宗教哲学、乃至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命脉，完全符合西方哲学史的实际，而且切中了当代西方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先生在序言中还高瞻远瞩地指出，要想深入研究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必须从更加广阔的宗教史和世界史入手，尤其要从基督教的教义和历史入手。

毕业后的二十多年里，我正是沿着杨先生所指示的学术道路进行探索的。从更加广阔的世界历史和西方文化背景出发，我认识到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对于近代德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在以往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们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显性矛盾的背后，捕捉到一个更加隐秘的矛盾，这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康德哲学还是黑格尔哲学，乃至往前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17、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直至16世纪路德、加尔文等人的新教神学，都可以发掘出一条隐秘的红线，即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内部的一对基本矛盾，而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更加根本的文化矛盾。如果缺乏对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深入研究，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文化处境和精神实质的。正如中国传统哲学与儒家伦理有着血脉相融的内在关系一样，中世纪以降的一切西方意识形态包括哲学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而在18、19世纪的德国，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集中地体现为英、法启蒙运动所代表的时尚的理性精神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虔诚信仰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德国古典哲学除了知识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基本、更加实质性的任务，那就是宗教的批判。在近代德国，这种宗教的批判从马丁·路德拉开序幕，一直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才得以完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开篇处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到了马克思那里，德国哲学的主要任务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而随着哲学任务的转变，从18世纪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启的宗教批判的无神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批判的共产主义理论。

近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道路，基本上是以杨祖陶先生系统总结的方法论原则作为指导、以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和历史演进作为主线、以西方近代宗教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史作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认为自己虽然在研究方向上未能完全继承先生的学术衣钵，但是在方法论原则上却是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先生的思想真髓。

…………

今天，在杨先生仙逝一周年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追思杨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崇高人格时，更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先生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

本文作者：赵林

节选自《赵林：润物细无声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恩师杨祖陶先生＜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付梓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