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认识史的角度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全球风险社会的认识有三个界标：第一个界标是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布了有关“全球问题”的十个报告，分别从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断裂和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三个层面说明风险社会的特征，建构了风险社会的研究范式；第二个界标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研究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说明全球风险社会是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应用于人们的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科学技术发明和日常生活等领域的结果，于是，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就成为全球风险社会的内在机制；第三个界标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抗疫的状况挑战了人们在全球金融风险研究中形成的风险社会观念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这一挑战表明，人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把握全球风险社会的底层逻辑。因此，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风险社会观念的变化，联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生命救治难题来研究今天的生命政治学，建构融生命治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于一体的治理观，应成为当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共同研究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全球风险 风险社会 风险思维 生命政治学 金融资本 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简介：何萍，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武汉430072）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院驻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1期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就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们提出这个概念，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种种危机状态的一种理性反思，亦即对后工业社会道路的探索，而并非对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全球风险的预言。这就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风险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风险社会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说明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全球风险？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对其展开认识和说明，还是要建构新的理论框架？如果选择后者，那么我们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框架以及应该通过什么路径来建构新的理论框架？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对此，本文的观点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风险是在2007—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以来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形成的，国际思想界对全球风险的反思也是以这两个事件为根据的，但在解释模式上采用的是罗马俱乐部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要研究全球风险，要准确地把握今天全球风险研究的思想脉络，从中建构起新的理论框架，就需要从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家所建构的关于“全球问题”的解释模式讲起。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全球问题”的提出与阐释、对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和2020年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所提出的生命治理难题实际上构成了人们认识全球风险社会的三个界标。本文将通过考察这三个界标来勾勒全球风险社会的认识史，分析21世纪全球治理框架的变革与前景。

一、“全球问题”的阐释与风险社会解释模式的变换

从现有的文献看，人们研究风险社会都是从风险社会这个概念讲起，如此一来，其提出者的解释模式自然就成为人们研究风险社会的理论框架。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在表面上是合逻辑的，但是，如果对风险社会的概念作一深度剖析，我们立即就会发现，它是不合逻辑的。因为风险社会在不同的解释模式中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在风险社会概念提出者的解释模式中，风险社会是一个用于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的概念，而在“全球问题”提出者的解释模式中，风险社会是一个用于说明当下人类生存困境的概念。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解释模式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选择哪一种解释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明确：风险社会概念本身是尚存疑问的，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确认的概念。既然如此，那么风险社会的研究就不应该从其概念本身而应该从风险社会的解释模式讲起。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对比“全球问题”提出者的解释模式和风险社会概念提出者的解释模式，来确定风险社会的内涵和特点，建构风险社会的研究范式。

风险社会概念是西方社会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来的，而“全球问题”是罗马俱乐部成员于20世纪70年代明确提出来的。从时间上看，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晚于“全球问题”的提出，应该比“全球问题”更切合时代。其实不然，西方社会学家在提出风险社会概念时，的确吸收了“全球问题”中的有关内容，把全球环境危机、资源危机视为现代化的消极后果的重要方面，以此说明风险社会。但是，在这些西方社会学家眼里，全球环境危机、资源危机是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和分配模式造成的，因此，只要改变工业社会的分配模式，就能克服这些危机，从而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者乌尔里希·贝克就是这样来解释风险社会的。他在《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一书中写道：“风险社会根本不是阶级社会，风险处境或风险冲突也不能理解为阶级处境或阶级冲突。只要我们仔细审视现代化风险的特殊样式或特殊分配模式，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楚：现代化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与工业生产紧密相伴的是危险的普世主义，这些危险已经脱离它诞生的场所。事实上，食物链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串联起来了。遇到边界，风险下潜而过。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仅侵蚀雕塑和艺术珍品，也早就打破了现代的关税壁垒，以至于连加拿大的湖水也开始酸化，连斯堪的纳维亚北端的森林也濒临消失。”在这段话中，贝克所说的“阶级社会”就是工业社会。他提出“风险处境或风险冲突也不能理解为阶级处境或阶级冲突”，旨在强调风险社会是一个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因此，这个社会的处境和冲突是不能用工业社会的阶级处境和阶级冲突来说明的。他所说的“风险的特殊样式或特殊分配模式”，是把全球性危机归结为工业生产和分配模式，诚如他在谈到现代化的风险时所强调的，“今天，危害的根源在于工业生产的过剩”，现代化风险“是工业化先进设备的批量产品，并将随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系统地增加”。他所说的“与工业生产紧密相伴的是危险的普世主义”和“现代化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明显是把全球环境危机归于工业社会的消极后果。我们从这一剖析中可以看到，贝克的解释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风险社会即是后工业社会。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是将其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替代词，目的是为了说明“现代化的自我转型与变形”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和分配模式，他所否定的是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和分配模式。这说明，他所说的风险社会是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的，其实指的就是西方的后工业社会。不过，他不是像后工业社会概念提出者那样，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描述后工业社会，而是从现代化的消极后果来讲后工业社会的问题，力图探寻新的现代化道路。第二，其解释模式旨在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层面来看待当下的种种危机，力图通过完善民主制度和分配制度来消除种种危机及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应该承认，贝克从现代化的消极后果来讲后工业社会的问题，确实抓住了当代社会的危机问题，但他并没有看到当代危机的特点，更没有看到危机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而是依然沿着理性进步的思路来讲危机，把危机看作需要消除并且可以消除的因素，而且把消除危机的有效路径归于分配制度的改良。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危机的说明，还是对消除危机的路径的说明，贝克都没有超出后工业社会的框架，没能从危机中看到一个不同于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的来临。这就意味着，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没有让他在认识当下的社会危机方面走得更远。这一点不能不归咎于他狭隘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眼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其概念所指的风险社会定义为后工业社会，把他的解释模式定义为后工业社会的解释模式。

与风险社会概念提出者的解释模式不同，“全球问题”提出者是从文化的断裂点来解释“全球问题”的。他们公开宣布，“全球问题”的出现标志人类已经处在转折点上。这个转折点既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转折点，也是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转折点，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折点。米哈伊洛·梅萨罗维克和爱德华·佩斯特尔在他们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份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中，就是在这三个层面上阐释“全球问题”的内容和意义的。

在论述人类生存方式的转折点时，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区分了个别的、偶然的危机与普遍性的危机。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危机，但这些危机都不过是个别的、偶然的危机，即便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发生的震荡性危机，也都是单个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从容地一次对付一种危机。与之不同，“全球问题”发生在一个“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不只是相互发生影响，而且是相依为命”的世界系统中。在这个世界系统中，任何危机的发生都不可能是个别的、孤立的、偶然的，而是“同时并存的，相互之间有着牢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危机。人们不可能再用老一套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普遍性的危机，而必须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共同解决当前的危机。由此可见，“全球问题”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从以往那种以彼此独立的民族和国家为存在单位的世界体系转变成以国际社会为存在单位的世界体系，从人的生存方式的层面来讲，它把人从理性的生存状态抛到了危机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不再以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和理性的进步作为活动的目的，而是以如何维持人的生命生存、如何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活动的目的。这就构成了人类生存方式的转折点。

在论述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转折点时，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分析了造成重大危机的根源的性质。他们认为，造成重大危机的根源有两类。一类是消极的根源，即一些主观的因素和外在的不可抗拒的因素，比如，“奉行侵略政策的统治者或政府的罪恶企图，或者从人类立场来看是十足坏事的自然灾害——瘟疫、洪水、地震，等等”。这些因素只能造成偶然的、个别的和局部的危机，对于这些危机，人们只需作政策上的调整和凭借科学技术的进步就能加以克服。另一类是积极的根源，即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指人们坚信人类能够征服自然，可以无限制地开发自然，使自然服务于人的那种信念。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认为，这个信念是人类最善良的愿望，然而，正是这个善良的愿望造成了今天的全球问题。比如，“为减轻人类的劳动而利用自然界的非人力能源本来是一项不容争辩的目标，然而它却导致了目前的能源危机。为加强群体——不论是家庭、社区或国家——的力量而多子多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它却导致了人口危机。为了减轻人类痛苦、延长人类寿命而征服疾病，无疑是一个高尚的目标，然而它却导致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例如修建公路、水坝和运河，发展农业、砍伐森林、打猎和畜牧、开矿和工业工程等等——换言之，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自然环境——是人类‘驯服’自然界的方式，但却导致了环境危机”。人类最善良的愿望所带来的这一切消极后果表明，人类社会陷入今天的普遍性危机不是由某些主观的或外在的因素引发的，而是由我们先前崇信的价值观导致的。这就是说，我们先前崇信的价值观使得这场危机的到来具有了内在必然性。既然如此，那么，人类要走出今天的危机，就需要抛弃以往的价值观念，创造新的价值观念。说到底，这种新旧价值观念的转换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亦是文明观念的转换。这种转换便是人类价值体系的转折点。

在论述人类思维方式的转折点时，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指出，由于全球问题的出现，人们已经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危机，更不能用老一套的方法来解决危机，而必须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危机，即用人的生命生存的眼光来看待危机，把危机看作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把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们获得安全和健康的生活作为生产和生活的目标，在思维方式上，应该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的观念，而这个观念的自然科学基础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

当时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并没有对新的思维方式作更详尽的说明，更没有明确地提出风险思维这个概念。但是，他们提出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的观念，并引入热力学第二定律予以论证，就已经隐含了风险思维的两个基本规定：其一，风险思维是危机思维，在这一思维中，危机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思维的内在机制；其二，风险思维是从人类生存极限的向度来思考人的生存的问题，因而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思维。风险思维的这两个规定不仅是对工业社会的内在逻辑的否定，也是对后工业社会的内在逻辑的否定，因为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后工业社会，都是在沿着理性进步的思路来讲危机，把危机看作偶然的、可以克服的因素，两者的区别不过是工业社会建构的是科学理性，后工业社会建构的是文化理性。但是，这两种理性都不是风险思维的理性。那么，风险思维的理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全球风险社会真正到来之前是无法解答的。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谈到如何认识全球发展的普遍危机时指出，其所讲的普遍危机只具有预测性，而对普遍危机的真正认识可能要等到20世纪末全球危机充分暴露出来之时。联系21世纪以来接连不断爆发的各种各样的危机来看，不能不说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的预言是较为准确的，因此，我们要真正了解今天正在经历的风险社会，要建构风险思维方式，就必须以危机的普遍性作为理论框架来审视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风险社会论题。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与风险思维的建构

2007—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究竟是个别的、偶然的危机现象，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然结果？人们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初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大多数人都秉承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危机观念，把这场危机看作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以为只要对金融政策稍作调整，就可以渡过这场危机。但是，到了2010年，当全球金融危机迟迟没有消退的迹象时，西方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危机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把这次危机当作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开始从资本结构的变化来重新思考这场危机的性质和特点。美国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出版了《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一书，考察了14世纪以来的金融危机史。他们指出，以往的金融危机都是以相对独立的地区或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因而都具有局部的、个别的性质和特点，与之不同，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以全球化为基础的，是20—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的综合表现，因而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的性质和特点。这一分析启示我们要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置于长时段和大空间中加以考察，以揭示全球风险社会与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认识和把握风险社会的本质和特点。

其实，我们要认识和把握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性质和特点，弄清全球风险社会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不需要考察14世纪以来的每一次金融震荡，只需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金融资本的变化就足够了。因为金融资本虽然早在14世纪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就已经出现，但它真正走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前台，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形式，主导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进程，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因此，我们要破解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种种难题，要认识全球风险社会的本质和特点，应着重研究金融资本在19世纪末的崛起及其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演变。

从总体上看，金融资本兴起于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建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由于这一特点，金融资本一开始就被看作全球性的。但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资本并没有真正地获得它的全球性。这是由金融资本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资本是以银行业的兴起为基础的，是银行垄断与企业垄断的联盟，因此，它的规模仅限于资本家垄断组织之间的联盟，并不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恢复了自由贸易、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投资，为金融资本国际化创造了平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峙格局又把金融资本的国际化限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范围之内，导致其并不具有全球性和全球特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资本才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中获得了真正的全球性。这是由当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特点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运动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一样，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构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前者有着不同于后者的三个特点。第一，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运动是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走向市场化的驱动下展开的。市场化，尤其是世界市场，从来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由西方向东方扩张的驱动力。20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而展开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第一次全球化运动，亦是帝国主义构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活动。但当时，世界历史处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带给人类的是灾难和痛苦，是对人性的摧残，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历史的光明前景，于是，人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提出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引领着这个时代的价值观，这些都成功地阻止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构。与之不同，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是经过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和科学技术革命的酝酿后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进而融入国际市场，推动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在政治上，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打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时间，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好的、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可以引导世界市场发展的观念大肆泛滥。这就为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盛行并成为主导全球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创造了主观条件，从而也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创造了客观环境。正是在这种主客观环境中，金融资本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霸权获得了全球市场，在世界各国畅行无阻地进行资本积累。第二，金融资本与世界市场的高度融合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体系。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形成的第二种金融资本体系。第一种金融资本体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体系，其特点是银行寡头与企业寡头的联盟，其中，企业的垄断是银行垄断的基础，而银行垄断也就以投资产业为主体内容。这样一种金融体系的兴起旨在克服当时的产业危机，其建立也的确起到了缓和产业危机的效果。同时，由于以投资产业为主要内容，这种金融资本体系无论是在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上，还是在其造成的经济危机乃至全社会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比不上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体系。正因如此，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体系即便发生重大的危机，也没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相反，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体系即使是发生小规模的危机，也会引起局部的地区危机，而当它发生大的危机时，就必然引发全球危机。从这个角度看，真正把我们带入全球风险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体系。第三，交通和电信技术的革新、互联网的建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运动提供了技术支撑。在交通运输方面，超级油轮和集装箱轮船代替了普通货轮，极大地降低了远航运输的成本；在电信领域，人造卫星、光纤电缆和芯片技术的革新使手机、手提电脑和通讯设备微型化，使通信变得更加便利；互联网的建成使数亿个计算机可以同时运行，使人们可以迅速地获得海外市场的信息，并进行远程交易。这些新技术的发明既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提供了技术手段，也为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转提供了技术支撑。这三个特点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运动实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世界市场这个平台来建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市场本身就充满了风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国际霸权和金融资本建立在世界市场这个平台上，无疑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加剧了世界市场的风险，这就构造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从这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构成看，世界市场是平台，国际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是其政治构成，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体系是其经济构成，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技术革新是其技术构成，而将世界市场的风险、国际霸权和金融风险贯穿起来并形成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的，就是风险思维。

关于风险思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运动中形成的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体系的基本特征来予以说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体系的基本特征就是使资本金融化。所谓资本金融化，就是将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应用于当今社会的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科学技术发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等领域，创造一个金融化的社会。于是，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就成为全球风险的内在机制。那么，金融资本的风险何在？它的运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什么特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了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这一假说的核心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又来自金融本身的不稳定性，因此，金融危机并不是来自外来因素的冲击，而是来自金融本身的不稳定性。对于这一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方面肯定明斯基的假说在解释金融结构和金融化趋势、解释新自由主义的增长模式何以能够在长时间内避免经济停滞等方面是有解释力的，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个假说在思维视野上具有狭隘性，认为这个假说将美国经济从较为复杂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尤其是从国际金融体系中剥离出来，因而无法说明金融化和金融危机给全球问题带来的全球性影响。针对这一缺陷，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把资本金融化置于全球化的场域中，从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去探究风险思维。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以金融经济为主体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投机驱动；二是风险控制。前者源于金融经济的内在驱动的特征，后者源于对金融经济管理的要求。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金融经济管理方式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政治、科学研究和军事领域时，就形成了当代风险社会的思维方式。

在这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金融思维的广泛运用证明了风险思维的普遍性，却没有抓住新自由主义思维方式的核心要素，即制造人的生存危机。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在表面上是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为加速资本积累创造环境，而在深层次上则是打着个人自由的幌子来割断个人与其所处的环境的稳定联系，把人抛入生存危机的境地，以此来激发“经济人”的积极性、刺激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其实是在制造危机：它强调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实质上是把个体的人抛进自由竞争的市场，造成人的生存危机；它要求控制风险，实质上是使全球危机持续化，以保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掠夺。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绝不是在金融经济管理中控制风险，恰恰相反，是在世界资本市场条件下进一步制造风险。这就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在全球的推行只会带来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霸权的扩张，与此相应，这些政策在生产、科学技术、医疗、教育领域的实施也只会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医疗资源的不平等和教育的异化。这一系列的消极后果表明，新自由主义制造人的生存危机的思维方式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的内在逻辑。 

三、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审视与生命治理框架的重构

正如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因迟迟不能消退而引发了人们对全球风险社会的研究一样，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引发了人们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再思考。不同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是对原有的金融资本观念的冲击，因而它所引发的是人们对风险思维的建构，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对自由主义生命治理框架的冲击，因而它所引发的是人们对生命治理框架的重构。

生命治理是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核心问题。福柯提出生命政治学，旨在说明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治理不同于16—17世纪出现的君主治理和国家治理。在君主治理和国家治理中，虽然权力的主体和治理方式不同，但其治理的对象都只限于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并不涉及私人生活。与之不同，现代社会的治理是对人的生物生命的管理，包括人口、人的生命健康、私人生活等。福柯将其称为生命治理。在他看来，生命治理具有三个特点。其一，生命治理的框架是自由主义，它的理由是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一个治理概念。作为一个治理概念，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市场、利益、效用、交换价值等——就成为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福柯把这个根本问题概括为：“在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的治理行为的效用价值是什么？”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生命治理的原则。其二，生命治理的方式是操控。在福柯这里，操控不同于惩罚。惩罚是杀戮的权力，这是君主的治理方式，它的目的是征服臣民，福柯将其定义为“实施于臣民以及通过这些臣民而被征服的东西”。而操控则是利益的调节和管理，这是现代的治理方式，它的目的是“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等”，福柯将其定义为“实施于我们所称的利益之现象共同体”。但是，福柯又没有将这两种治理方式绝对地对立起来。他认为，如果将利益的操控插入惩罚的治理体系中作为惩罚的依据，就可以解释治理体系的变换。比如，政治权力可以依据对被害人的利益的计算和对损害赔偿的计算来测度惩罚。还有，“惩罚是否有利，这样有什么好处，惩罚应采取什么形式对社会是有利的？肉体酷刑是有利的吗，或者改造是有利的吗，怎样改造，改造到何种程度……成本会是多少”，这些也都是以利益的计算为依据。由于利益操控的介入，政治权力就由传统的惩罚方式转换成现代的生命治理方式，人的生物生命也由此进入政治权力体系，成为政治治理的对象。其三，生命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是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福柯因此把生命治理定义为现代性的治理。这三个特点表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由于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框架，所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理所当然被视为合理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时，已经触及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但不是对其自由主义框架进行批判，而是借鉴福柯将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思考人的生命问题的思路去思考生命治理的问题，揭露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造成的健康医疗资源的不平等和金融资本环境下的生命技术异化现象，等等。这实质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治理，因而显然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证明，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时代，福柯自由主义的生命治理框架并没有受到质疑。不仅如此，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初，即便人们关注到生命政治学，但由于缺乏经验的概括和理论的自我反思，也同样没有跳出这个悖论。比如，有些西方左翼学者依然按照先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去评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沿着批判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思路去探寻疫情出现的原因；有些学者以先前的政治学的公平正义观来审视西方国家的抗疫状况，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放大了社会的风险性；有些学者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疫情的管控不是在控制危机，而是把原有的阶级冲突转化为风险管理的技术议题，进而催生出一批“消费”灾难的公司和职业；还有些学者从生态危机的视角来探究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原因，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产生自生态危机，等等。这些评论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生命治理的问题，证明生命治理是全球风险社会的首要难题，但又都没有抓住生命治理的关键性问题，因而也没能找到破解生命治理难题的突破口。这表明，福柯的自由主义生命政治学在西方左翼探究新冠肺炎疫情时依然没有受到冲击。真正使其受到冲击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击疫情的实践。

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型的传染性疾病，它对人的生物生命造成的危害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因而，以封控和接种疫苗的方式来控制疫情，也成为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方案。这一事实证明，新冠肺炎疫情危害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命，而且是整个人类的生命，它所带来的是人类的生存危机，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方案必然具有全球普遍性。正是这种普遍性挑战了先前形成的风险社会的观念。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普遍性挑战了人们在全球金融风险研究中形成的风险社会观念。这种风险社会观念是在经济的层面上来论述风险社会的特征和思维方式，于是，经济危机成为风险社会的唯一因素，其他的风险都不过是经济危机的衍生品。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新冠肺炎疫情自然就被当作外在的偶然事件，以为只需通过短暂的封控、接种疫苗等医疗措施就可解决，而不需要将其作为引发全球风险的因素加以治理。然而，疫情的全球蔓延却挑战了这一观念。疫情的全球蔓延和不断变异要求政府实施长时间的封控，而这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加剧原本就已经严重而广泛的全球危机。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走出这一危机？这就引发了生命救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是救治生命优先，还是发展经济优先？这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治理难题。事实上，这个难题并不是来自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具体的事件，而是源于人们对待疫情的态度，即是把疫情当作偶发事件排除于风险危机的因素之外，还是把疫情当作必然事件纳入风险危机的因素之内？不可否认，从具体的传染性疾病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偶然事件，它提出的医学难题终究会被克服，人类终究会走出新冠肺炎疫情。但是，若从此次疫情的全球普遍性的角度看，它发生于当代风险社会，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全球经济和政治危机表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绝不只是具体的医学难题，而是风险社会生命治理的难题。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不能将新冠肺炎疫情只是视为一种特殊的疾病，而应该看作一种必然的危机因素。这就意味着，人的生物生命的危机是风险社会的一个不可排除的因素。此外，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种种矛盾看，人的生物生命的危机是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危机，是当代风险社会危机的根本。因此，就不能用单一的经济危机来定义全球风险社会，而必须将其置于生命的生存与经济增长、政治治理与伦理规范之间复杂的矛盾结构中来定义，以揭示风险社会的特征和思维方式。根据这一定义，那种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形成的风险社会的观念就变得过时了。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普遍性挑战了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范式。福柯在创立生命政治学的时候，虽然引入了政治经济学，但在他那里，政治经济学只是生命治理的理由，而不是生命治理的方案。生命治理只能由法律来掌控，这实际上是把人的生物生命的治理置于社会—法律的框架中，使人的生物生命从属于社会的政治权力。然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则把人的生物生命的救治从医患之间的个人交往活动提升为社会各群体的共同行动，甚至是全球性的治理活动。通过这种提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转换成全球性的生命危机，而人的生物生命的救治也随之转换成有关发展观念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物生命的治理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掌控的界限，成为一个医学技术和医学伦理学的问题，因而不应该限制在社会—法律的框架中，而应该纳入社会—医学的框架。这样一来，福柯的生命治理框架就被颠覆了。在新的生命治理框架中，不是人的生物生命从属于政治，相反，是政治从属于人的生物生命；人的生物生命的存在、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心理成为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尺度。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与观念冲突表明，人的生命生存和健康危机是全球风险社会的底层逻辑，其他的危机，即经济的、政治的、战争的危机等，都不过是人的生命生存和健康危机的表现方式，因而这些危机都只能在生命治理的框架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然而，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恢复经济之间的矛盾，这一事实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证伪了福柯的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学后，人们尚未找到一个将生命治理与经济和政治治理有机结合起来的新方案。由此可见，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来，但人们至今还远远没有真正把握它的底层逻辑。因此，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风险社会观念的变化，联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救治难题来思考风险社会的底层逻辑，建构一种融生命治理、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于一体的新的治理方案，应成为当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共同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