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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三优”的育人环境
点击:     发布时间:2013-12-17

陈克晶

武汉大学,从早年的自强学堂到现在的四校合一,已经走过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的建设和历史积淀,营造出了“三优”的育人环境,形成了武汉大学自身的(或独有的)办学特色。所谓“三优”,就是优良的爱国传统、优秀的学术传承和优美的校园风光。作为育人环境,“三优”是一个相结合的整体,是校园物质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爱国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统一。它们是几代武大人努力奋斗、精心培育的结果,凝聚着武大人的智慧、才华和创造,倾注了武大人的心力、汗水、乃至鲜血和生命。

一、 优良的爱国传统

这是武大人百十年来用自己的行动铸就起来的。从1893年它诞生的那一时刻起,武大人就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张之洞在《设立自强学堂片》中明确提出,“再治术以培植人材为本”,开办自强学堂,就是要培养“讲求实务,融贯中西,精研器数”的人才 “上备国家任使”。使备受欺凌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此,武大人便开始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书写它爱国革命的篇章。

1900年,沙俄妄图霸占我东北,强迫清政府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自强学堂师生闻知此讯,群起集议,起草宣言,要求宣战。俄文班的学生纷纷查阅、翻译有关中俄边境争端的报章文件,配合地理分教到各学堂、书院演讲“中俄界记”达半年之久。发动了湖北最早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许多学生积极投身推翻腐朽清王朝的斗争。有的还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的准备和起义行动,如协助开办同兴酒楼联络新军的张育万,秘密运售革命书刊的郭寄生、陈文中,与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共商举事大计的王文锦,在起义中与敌浴血奋战的熊一飞、聂豫、向炯等,均是“首义功劳薄”上的“有功人员”。早年的武大人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了卓越功勋。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在华中大地,武昌高师的学生率先响应和声援。他们联络武汉15所学校的学生开展了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通电请愿、组织罢课等多种多样的爱国活动。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阻挠和反对,他5月29日下令,不准学生外出游行,不准学生集会演讲。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下学生联合会没有屈服,决定6月1日起实行总罢课,并上街讲演。6月1日凌晨,事先得知罢课消息的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严守各校校门,堵截学生外出。将武昌高师英语部学生陈开泰的两腿及下腹多处刺伤,血流如注。这是反动势力在武汉大学制造的第一个“六·一”惨案。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一大”的十二位代表中,就有陈潭秋、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在武汉大学学习和工作过。陈潭秋是武昌高师英语部的毕业生,他在1921年至1926年武昌高师附小任教期间,秘密发展钱亦石、张朗轩、江子麟、伍修权等入党、入团,建立武汉地区最早的党支部、团支部,领导师生声援“二七大罢工”,声讨帝国主义势力制造的“五卅惨案”。1927年4月,中共五大就在武昌高师附小小礼堂召开。董必武同志说,“那时的武昌高师附小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1926年秋,北伐军进驻武汉,国民政府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商科大学等六所学校合并,建立武昌中山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结晶,是当时进步力量的重要阵地,也是武汉大学的直接前生。学校开办后,中共立即组织成立了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会,举办平民学校,从事革命宣传。1927年3月,蒋介石在江西惨杀工会领袖、共产党员陈赞贤,发出叛变革命的危险信号,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会立即致电质问蒋介石:“公自命为总理真实信徒,竟有此荒谬行为,其违背总理遗教为何如耶?”7月,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与蒋介石宁汉合流。派改组委员会进驻学校,宣布解散学生会。结果,在进步学生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下,改组委员会被赶走。12月16日反动派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用三个营的军队包围学校,逮捕并杀害了社会学教授林可彝和周达山、严大朱、江涛等十余名学生。学校负责人李汉俊也在汉口被捕遇难。武大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奉献了宝贵的生命。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很快就在武大校园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10月2日,全体学生集会,成立“武大抗日救国会”,决定发行反日刊物,组织义勇军,通电全国,倡议成立全国学生抗日救亡组织。在武大学生的积极推动下,很快成立了“武汉学生抗日救国会”,并于19日举行了武汉学生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武大的教职员也积极行动起来,建立了“东省事件委员会”,并致电国民党中央,“不应再以不抵抗误国”,要求罢斥一味对日妥协的外长顾维钧。此后,武大师生持续地开展了抵制日货、为抗日将士捐钱捐物的活动。1935年北平学生爆发了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的“一二·九”运动。武大学生率先响应。李厚生(李锐)所在的工学院油印传单,揭露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是对中国“最惨痛的凌迟”。以武大学生为主席的“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了武汉50所大中学生1万多人在三镇声援北平学生的大游行。他们在国民党省政府门前集会示威,高呼“誓死反对一切丧权辱国之协定”,“誓死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武大的教师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决定将“东事委员会”改名为“武大教职员救国会”,并通电南京政府“不得摧残学生爱国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陶铸、何伟等帮助重建的武大党支部,通过“抗日救国会”、“抗日问题研究会”等进步的群众组织,开展了多种多样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邀请董必武、周恩来到武大作抗日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们参加游击队训练,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聂建东、张昔方等来校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鼓动了几十位向往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斗争。

抗战胜利,学校从乐山迁回武汉。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武大人在武汉率先掀起了“反美抗暴”运动。1947年1月3日,武大师生在体育馆集会,朱君允、缪朗山、韩德培等教授和学生争相发言,声讨美军在华暴行。5日,会同武汉各校学生游行到汉口天津路的美国领事馆,用英、中文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号。5月,武大人在“学运核心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17日,学生丁应端在体育馆贴反内战大字报遭特务围攻毒打。领导小组立即组织了千人签名决定罢课三天的抗议行动。20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天津打伤逮捕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师生,制造了“五·二 O”血案。正在罢课的武大师生获讯,无不愤慨。5月22日,举行了由武大学生任总指挥的武汉学生大游行。当1700名武大人的示威队伍游行到码头,渡江赴武汉行辕请愿,省政府已下令封闭了所有渡口。愤怒的游行队伍返回省政府请愿,冲进省府,占领除财政厅外的办公室,在门窗、屏风、墙壁上写满“打倒独裁”、“反对内战”、“恢复和谈”、“打倒好战分子”、“打倒官僚资本”的标语。6月1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武大师生进行了疯狂反扑,派大批军警包围珞珈山,用达姆弹杀害了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三名学生,重伤18人,缪朗山、朱君允、金克木、梁园东等五位教授及20余名学生遭逮捕。反动派在武大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又一个“六·一惨案”。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武大人用鲜血和生命呼唤着新中国的黎明。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获得新生的武汉大学继承了光荣的爱国传统,在抗美援朝中率先发出“抗议通电”,捐款捐物支援志愿军,1400多人报名参军参干,302人获准走上保家卫国的最前线。

回顾武汉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清楚显示,爱国革命是武大人一脉相承的传统。正是在这一传统中走出了罗荣桓元帅、伍修权将军、刘西尧、李锐、郭述申、潘琦等著越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今天,爱国革命的传统正在四校合一的新武汉大学发扬光大。新时代的武汉大学涌现出了感动中国、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医疗英雄”、“使中国踏出了对抗爱兹病重要一步”的桂希恩教授。

优良的爱国革命传统是武汉大学宝贵的教学资源,是培育一代代学子励志成才的精神动力。学校在办学实践中,继承和发扬武大优良传统,推动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党委被中组部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学校被授予“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1993——1998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二、 优秀的学术传承

武汉大学一直重视学术研究。建校伊始,学校就提出“学术研究要向深邃处发展,防止课程之浅薄”。1941年,国民政府派员在《视察国立武汉大学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该校素以研究学术著称”。2004年,人大副委员长、前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康德《三大批判》全新译本首发的座谈会上高度赞扬武大学者,说他们有着“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学术精神”。

百年老校的武汉大学,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拥有国内一流的学者和教授。他们以自己学术研究和教学为武汉大学营造出了活跃浓郁的学术氛围,自由争鸣、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气,培育和传承了自强不息、胸存弘毅的学术品格,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学术意志,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严谨求实、厚积薄发的学术作风,与时俱进、博采会通的学术方法,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形成了武汉大学 “踏踏实实的学术精神”。正是这种学术精神,造就了武汉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带头人,创造了一批又一批一流的学术成果,出版了一部又一部精品的学术著作。

自强不息,胸存弘毅

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取得成果,特别是学术精品,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它需要有自强不息、胸存弘毅的品格和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意志。没有宏大的胸襟、气度和眼光,刚毅果敢的决断,没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不可能获得一流的学术成绩,创造出一流的学术成果。黄侃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这是他一生研究学问的切身感受。他的学生说:黄侃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疲累,晚上照样鸡鸣始眠。晚年直至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他用生命铸就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了一代国学大师。黄侃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富创造性的训诂学理论,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定古声母为十九,韵母为二十八, “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在汉语音韵史上立下了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不但标志着三百年来古音韵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而且也为后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和一种新方法。他的《手批白文十三经》、《唐文粹补遗》成为了中华学术的瑰宝。

黄侃先生的学术品格和精神,为新一代的武大学者继承和发扬。宗福邦教授等十二位学者,集十八年之精力,潜心研究,编撰出版了被专家们誉为“训诂学界一大盛事”的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

无独有偶。杨弘远院士、周嫦教授、孙蒙祥教授、赵洁教授也是倾十八年心力,完成了《植物性细胞、受精及胚胎发生离体操作系统的创建与实验生物学研究》的课题,摘取了2004年最高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在国内许多同行由于种种原因放弃同类课题时,他们以持之以恒的毅力、刚毅果断的决策、精巧设计和操作的实验,突破了分离的性细胞在体外存活、使雌雄细胞在体外结合受精、使受精卵细胞在体外持续发育成植株的重重难关,实现了在人工可控的体外条件下植物个体发育的全过程。杨弘远院士等的研究成果开拓出植物实验生殖生物学与生殖工程的新方向,为我国在这一领域挤身世界水平作出了贡献。

开拓创新,敢为人先

研究学术,贵在创新。要有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勇气。历代武大优秀学者都有着开拓创新的精神,把“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作为自己进行研究的目标。早在自强学堂时期,近代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教授著《行素轩算稿》,编撰出了将中西算学结合起来的数学第一部教材。在武昌高师时期,更有毕高祖教授第一个独立地研究中国淡水藻,所著的《武昌长湖之藻类》,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

在武汉大学发展的各个专业领域里,都有着许多开拓性的学术成果和创新的学术理论。下面是一些突出的事例。唐长儒教授是国内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著名专家。他开创性地探讨了这一时期许多前人未及或悬而未决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得出一系列极富启迪性的新结论,广为国内外学者所称誉和援引,而且开辟了一大批具有研究潜力的新课题,惠及后学。吴于廑教授在世界史研究中,善于吸取当代系统科学思想,创新史学研究方法,大力倡导整体世界史观。他的这一新观念被史学界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 著名法学家家韩德培一贯重视研究社会向法学提出的新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他更是强调法学要“着重研究当前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面对大规模建设带来的污染问题,他率先在中国开创了国际环境法研究。在测绘学领域,1980年,李德仁院士首创从验后方差估计导出粗差定位的选权迭代法,国际测量学界将这种方法称为“李德仁法”。刘经南院士与人合作创造出一种联合平方误差影响率的理论,分析了高程误差的影响及削弱方法,导出了新的数学模型,使大地测量坐标系理论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难题迎刃而解。鄂栋臣是去过南北极考察的科学家。他第一个将中国测绘标志设在北极点进行大地测量;第一个测绘了中国南极长城站地图;在南极地壳运动、重力场、冰貌环境与海平面变化等研究方面为我国测绘遥感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环境科学领域,侯浩波教授带领课题组经过100多次试验,创造发明了一种高强耐水、可在常温下固化粉煤灰等各种工业废渣、工业尾矿、城市垃圾、土壤等的HAS固化剂,这种被工程院士吴中伟等誉为“在工业废渣和环境保护方面创新的材料”,列为了水利部江河堤防的新技术,并在灰坝工程、废料填埋场工程中得到应用,创造出了巨大效益。

严谨求实,厚积博发

研究学术,虽然贵在创新,然而创新当以求实为本。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厚积博发,精益求精,是武汉大学历代学者坚持的治学原则。他们不仅努力实践这个原则,而且用它来激励后学。有“中国航测之父”之称的王之卓院士,一生研究都遵循这一原则。他严谨治学,为辨明学术上的是非,他总是旁征博引,查阅大量资料,进行系统研究,“必苦思广证以求贯彻”。他特别重视和和认真对待不同意见,经常为核对一个数据、推导一个公式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在葛洲坝建设中,船闸引航道如何冲沙,是一大难题。张瑞瑾教授提出了“静水过船,动水冲沙”的设想。谢鉴衡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历经8个寒暑,进行了成百次的试验,收集和处理了以万计的数据,确定了年末、旬末为最佳冲沙时间和冲沙历时,制定了一个既能保证顺利通航又能节省大量投资的引航道合理布局的建设方案。葛洲坝建成后,1981年秋,三江航道启闸冲沙,仅用12个小时便清除了淤积在引航道上的300多万立方米的泥沙。实际效果证实了张瑞瑾教授设想的正确性,与谢鉴蘅教授的试验结果完全吻合。这是武大学者“严谨治学,出一流成果”的又一事例。

在武汉大学文、史、哲学科中,学者们以严谨求实、厚积博发为治学之道。国学大师黄侃,学通四域,淹贯古今,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更是钻研精深。他批注、圈校经典,“不放松一字”,自始至终做到“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压心”。郭齐勇教授研究当代大儒熊十力,从参加编校《熊十力论著集》而细读其书开始,认真研读和校勘了熊先生已刊和未刊的著作而力求体会其用心,收集海内外对熊先生的研究而巨细不遗,并且还遍访熊先生之知交、弟子、亲故,倾三年心力,写出了“持论铮铮有据”、“发前人所未发”的《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力著,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和肯定。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在其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中,引用郭书达十余次作为其立论依据。

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探索和寻求学术真理,是武大学者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不畏权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武大学者一以贯之的学术态度。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校长在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时就立下了“宣传马列,坚持真理,勇于创新,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他自己就是遵循这一原则身体力行的典范。在担当武汉大学校长的十四年里,适逢左倾之风在校肆虐之时,他以科学的态度和大无畏的精神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压力,尊重专家,尊重知识,坚持按教育规律办学。在左倾登峰造极的1966年,林彪鼓吹“最高、最活”的“顶峰论”。他不惧副统帅的权威,以学者坚持真理的态度,公开表示“不同意”,并且批判其违反辩证法,质问说:“顶峰?还要不要发展?”李达校长因此招来了无妄之灾,为坚持真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摧残文化的文革时期,工宣队主持发动了所谓“奴隶有没有哲学”的大辩论。还在强迫劳改的陈修斋和杨祖陶教授,顶着强大的政治压力,不附会当时的潮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明确表达并坚持了奴隶有哲学观念但没有自己的哲学的科学观点。长期跟随李达校长的陶德麟教授,秉承了老校长的学术精神,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写出了影响至深至广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用缜密的分析、透彻的说理,严格的论证,犀利的辩驳,暴露了以“两个凡是”为标准的伪善性和反科学性,强有力地坚持和捍卫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名师执教,传承学术

在武汉大学,历代著名学者都把培养后学、激励新人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有着著名数学家李国平教授诗曰“捧土培根情更急”的心怀。黄侃教育学生治学须从继承入手,然后“入室操戈”,走出自己的路来。唐长儒告诫后学,继承前人学统应“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他们在培养学术接班人上就如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孙祥钟教授说的“既要带路,又要让路”。武汉大学的历代宗师总是期盼学生超过自己,勉励他们不仅要在老师从事的专业和领域有新的建树胜过老师,更要勇于在老师不熟悉的方向和领域进行开拓创新。

武汉大学历来重视本科生教学,有着一流学者、教授上本科讲台的传统。黄侃、黄焯、刘永济、刘博平、吴于廑、唐长儒、李达、陶德麟 、曾昭安、李国平、高尚荫、愈念福、谢鉴蘅、张瑞瑾、夏坚白、王之卓、陈永龄、叶雪安等著名学者都给本科生讲基础课和专业课,更有宁津生、陈俊勇、李德仁、张祖勋、刘经南等五院士为一年级共开一门《测绘学概论》。他们以其深厚的学识功力、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通俗易懂的讲课语言向学生传授最新的学术知识和科学的治学方法。陶德麟教授谈起他初入武大听吴于廑讲世界通史、唐长儒讲中国通史的情形仍记忆犹新,至今还保存有当时的听课笔记和唐先生于讲课中补充了大量史实资料的教材,翻阅看来,仍觉受益匪浅。

在武大,著名学者、教授除了担当本科课程教学外,还经常面向全校学生举办各种学术讲座,介绍学科最新进展,报告学术最新信息。这些高水平的讲座,既向学生传输了各个学科前沿的知识,又在学生中营造了活跃浓郁的学术氛围,推动了学生学术社团的活动。蓬勃的社团活动为学生自由地发展个性提供了广阔天地。不少武大学子也因此走上了成才之路。

正是在名师培育和活跃浓郁的学术氛围中武汉大学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大师,走出了70多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

三、 优美的校园风光

武汉大学校园之美,是全国闻名的。郭沫若在1938年写的《洪波曲》就把武大校区誉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园”。1982年,东湖风景区被国务院审定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武大校区就是东湖风景区的十大景区之一。凡到过武汉大学的中外政要,专家、学者,无不为之赞叹,“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董必武),一致公认:武大校园是国内外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

武汉大学校园之美,既是集自然之天成,更是聚人工之巧饰,是几代武大人精心建设、着意营造的结果。

1928年,由地质学家李四光、农林学家叶雅各等五人组成的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筹备委员会,选定了珞珈山(原名罗家山,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以其谐音更此名,彰显校园为学府圣山)、狮子山一带作为建校地址。这里风景秀丽,依山傍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书院选址理念。李四光特别邀请在中国搞了近20年建筑工程、对中国古代建筑有深刻研究的凯尔斯(Kales)主持建筑设计和施工。他依照建委会的要求,在整体建筑上,既遵循中国传统“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原则,又引入西方的罗马式、拜占庭式建筑式样;在单体建筑上,讲求形式各异,互不雷同,做到了融和中西建筑艺术之风格,采集古今建筑艺术之特点。特别是在总体布局上,注意了建筑群同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有机结合,利用“对景”、“借景”、“造景”的手法,使建筑物与环境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充分体现了中国先哲“天人合一”的思想。武汉大学的校园建筑,不仅巧妙地利用山势地形,还匠心独具地借用东湖的千倾碧波。不论是从狮子山顶的图书馆南眺珞珈山,还是站在行政大楼上北望狮子山,映入眼帘的都是一幅玉宇琼楼、碧波辉映的宜人美景。更具文化蕴涵的是,在建筑布局上的深刻寓意。学生斋舍依山而建,图书馆立于狮子山巅。当学子们沿斋舍拾级而上,仰望雄伟的图书馆,他们人生所要攀登的不正是汇聚人类智慧的书山吗?

早年建校时,这一带基本上是禿山野岭。1929年划定校区后,农学院院长叶雅各教授亲自规划,并带领师生植树造林。校园规划到哪里,造林绿化就到那里。他带领师生员工栽种了松、柏、杨、柳、枫、樟、桐、银杏、乌柏等三十多种树木和桂、桃、梅、李、海棠、玉兰、紫荆等三十多种花木。七十多年过去了,几代武大人的辛勤培育,当年栽种的树苗已经蔚然成林,昔日的荒山秃岭,已变成今天郁郁葱葱的珞珈。如今的武汉大学校园,林间处处闻鸟鸣,四季时时飘花香;樱、桂、梅、枫似盆景,校区遍地皆园林。樱的花海,桂的清香,枫的红叶,梅的傲雪,校园被装点得生机盎然,四季常青。

武汉大学光荣的爱国传统,名人、巨匠留下的活动足迹,更为优美的校园增添了众多的人文景观。“六﹒一”惨案遗址、“六﹒一”纪念亭、周恩来旧居、郭沫若旧居、李达故居,李四光、王星拱、李达、闻一多等的塑像,它们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历史,昭示着武大的传统和骄傲。

四校合一后,校园建设更重视整体布局,实施了拆围透绿、亮化建筑、管线入地的工程,兴建了世纪、时代、珞珈三个文化广场和一批新的人文景观,使花园式的校园更富文化气息。

经过七十多年营造的武汉大学校园,其优美不仅在于集自然天成之风光,汇精工建筑之艺术,更在于深藏其中的文化之美。因此,可以用这样三句话:集自然天成之美,汇中外建筑之精,寓深厚文化之意,来概括武汉大学优美的校园。

2001年6月,国务院将武大校园的15处26栋早期建筑和“六﹒一”惨案纪念亭、李达故居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将学校的部分场所和建筑确定为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走进武大校园,在你欣赏校园美景时,你会有一种深重的历史感受,体验到一种浓烈的学术氛围。在这优美的校园里,既有着学子们最适宜的读书环境,又有着由传统形成的无形推力,那一处处记载着爱国活动的遗址,那一座座展示大家风范的雕塑,无不摧人奋进,促人成才。武汉大学正是以这种“三优”的育人环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复兴和腾飞培育出了近三十万的珞珈英才。(作者系哲学学院57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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